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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7日中午11時許,記者來到望京花園西區門口,一輛奧迪車開來。“哥們兒,坐車嗎?”
記者看到,除瞭這輛奧迪,還有帕薩特、伊蘭特、別克商務車等候在這裡“趴活兒”。如果他們不是站在車外招攬“生意”,你怎麼也不會想到這些竟是“黑車”。
“玩兒唄。”當記者問開奧迪的王先生為什麼會拉活兒時,他不假思索地說,“還有開著奔馳、寶馬拉黑活的。大傢都是玩唄,總比閑著強啊。”
“我有個朋友就在附近崔各莊鄉的奶西村,拆遷補償瞭1800多萬元,一下子有瞭這麼多錢,我那哥們還是挺低調,還是開著自己原來的車。”王先生有些感慨。
“拆遷暴富,開著豪車拉黑活兒”,這個媒體曾經多次報道的情景依然在這裡上演。
拆遷,是城市化進程必然要面對的問題,更是改善人們居住環境的必經之路。然而,越來越多的“拆遷”後遺癥的發生告訴我們,拆遷後的農民,需要的不止是房子和金錢……
富裕來得太快太容易,農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觀念受到沖擊
“錢是好東西,但也會惹禍。”張金源(化名)曾是北京市朝陽區窪裡鄉一個做小買賣過小日子的村民,雖不富裕,但傢庭倒也和睦。
拆遷,改變瞭他往日平靜的生活。
張金源不願見記者,隻同意在電話裡交談。
走過50歲的人生路口,張金源覺得已經看透世態炎涼。
他說,他母親在世的時候,哥哥姐姐每月都送來贍養費。雖然母親去世時未留下遺囑,但幾個哥哥姐姐都聲稱要把父母留下的房產給他。2002年,村裡拆遷,李傢獲得200餘萬元的拆遷補償款。
就在張金源以為日子將在平靜與富足中度過時,一紙不期而來的訴狀將他推入生活的漩渦。2004年,原本聲稱把房子留給小弟的哥哥姐姐突然起訴張金源,要求各獲得10萬元。當與手足對簿公堂,張金源說,當時自己憤怒得幾乎說不出話來。
“在起訴我之前,他們(哥哥姐姐)從沒和我商量過。”經過一審、二審,張金源的哥哥姐姐每人被判獲得7000餘元的拆遷補償款,與10萬元差瞭一大截。2005年,拿到終審判決書的他,像辦喜事一樣,大宴村民。但這也讓他與哥哥姐姐徹底撕破瞭臉皮。
然而,就在張金源以為可以過平靜日子的時候。命運再次跟這位老實巴交的漢子開瞭個玩笑。
在與哥哥姐姐打官司之前,為瞭保全拆遷補償款,張金源在與妻子商量後決定“假離婚”,補償款歸在妻子名下。夫妻倆的如意算盤是,如此一來,即使是官司輸瞭,哥哥姐姐也無法從張金源這裡拿到錢。
未曾料到,離婚弄假成真。
最終,還是通過法台中erp進銷存院的調解,張金源才從前妻那裡得到瞭30萬元。加上拆遷時村裡“分傢底兒”,他總共拿到手40多萬元。此後不久,前妻再婚,張金源也與她斷瞭聯系。
張金源說:“我也曾經幹過"鳥巢"園林綠化工作。後來提前退休瞭,現在每個月拿750元的退休金。”
“眼前快過年瞭,女兒看我孤單,讓我去她那邊住。”張金源說。
“那你今後怎麼台中製造業進銷存打算?”
“拆遷成瞭拆傢,我現在一人吃飽,全傢不餓。”張金源有些無奈。
“妻離子散、手足反目,在得到巨額拆遷款的村民中,不止張金源一個。”曾擔任張金源代理律師的北京市亞奧律師事務所律師聶世國說。
“如果給你一千萬,你覺得生活什麼最重要。”王先生邊開車邊有些激動地對記者說,“親情,還是親情。如果親情都沒瞭,要錢有什麼用!”
近年來,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,許多農民因拆遷一夜驟富,或領取瞭政府的巨額征地補償款,或因擁有多套房產,從而躋身富人行列。因富裕來得太快和太容易,許多轉型農民的傳統生活方式和社會價值觀念受到瞭極大的沖擊。
“財產糾紛、傢庭糾紛的案子這兩年在大幅增長。”聶世國說。
“拆遷驟富”顛覆瞭傳統的致富模式,如何引導是個難題
43歲的馬海波因拆遷發生瞭職務的變化。
一年前他是北京市朝陽區崔各莊鄉善各莊村委會主任,如今他是善各莊經濟合作社社長。
“一夜暴富,很多人的確不知道怎樣面對生活。”馬海波說:“富瞭之後買好車、鬧離婚、養情人、去澳門賭博,這也許是一個規律,但是,以後怎麼辦?”
“前一段時間村裡有好幾個年輕人準備拿著拆遷款去買奧迪,結果被我攔住瞭,我給他們做瞭很多工作,最後他們買瞭本田;有一個村民賭博,我找到他,跟他談話,讓他白紙黑字寫保證書,結果還很奏效,他再也不賭瞭;還有一個村民在外面找瞭情人,我們就找到他,給他做思想工作;姐姐起訴弟弟的,我就現身說法,全在我這兒聊通瞭……”馬海波說。
“從拆遷到現在,因為拆遷款分配引發的問題很多,有80多起官司,其中,60%最後都撤訴瞭,我們把雙方叫到一塊聊,有一些當場就和解瞭。”說到這些,馬海波有些得意。
去年拆遷,馬海波也得到200多萬元的拆遷款。“我一分錢沒要。”馬海波說:“一部分給瞭我母親,剩下的給瞭我兩個姐姐。”
“為什麼這樣分配?”
“有的人因拆遷鬧得兄弟姐妹反目成仇,我不想這樣。”馬海波說。
“你是老板,本身也不缺錢。”
“的確,我有一傢建築公司,每年掙一百萬夠花的,但這不是最重要的。五歲那年我父親去世,母親一直帶著幾個小孩,傢裡就我一個男的,我應該做這個頂梁柱。”
“像你這樣的情況,在村裡不多?”
“我想給大傢作一個表率。”馬海波說。
他笑著說:“別人傢是為爭錢鬧矛盾,我們傢是為推錢鬧矛盾,姐姐都不要這個錢,我堅決要給她們。”
進銷存系統推薦 其實,在馬海波輕松的話語背後,有著許多不為人知的艱辛
“拆遷後兩個月,海波工作時間基本上是從早上七點到夜裡一兩點,後來,海波身體撐不住瞭,吊瞭一個星期的吊瓶,就那個星期,他還把村民叫到跟前做思想工作。”馬海波的同事說。
“我在村裡工作瞭十幾年,這麼些年也摸索出一些工作方法:有的時候,需要細聲細語,有的時候,就需要伸脖子瞪眼睛。”馬海波笑著說。
像馬海波這樣的人,村裡班子成員中還有很多。
“正是看到拆遷可能帶來一系列問題,我們早在拆遷前一年就請銀行的、保險的專業人士給村民們上瞭理財課。”馬海波說,“因此相比鄰村,我們村的情況要好很多。現在村裡80%的村民都買瞭車,但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,都是寶馬奔馳。”
在距離善各莊三公裡的“北緯四十度”小區,記者見到瞭六十歲的張大爺,他目前租住在此。
“再過些日子我們就搬進自傢的新回遷房瞭。”張大爺告訴記者。原為朝陽區孫河鄉雷傢橋村村民,六口之傢的他拆遷後以低價購得村裡的5套回遷房。看著一墻之隔的拆後空地,張大爺既高興又擔憂。“拆遷後把錢補償給農民,有些傢庭的未成年孩子,因為傢裡有錢瞭,心態改變瞭,出現奢侈、厭學現象。如果這些年輕一代生活變成這樣,他們的未來怎麼辦?”
拆遷致富的農民,需要用新的方式融入城市生活
“我很反對兩個極端。”馬海波說。
“一是互相攀比,買奢侈品,二是一切照舊,一成不變。有的村民手裡拿著兩百萬,但吃的、穿的,所有一切還跟過去一樣,一點變化沒有也不好。”馬海波說,“生活應該有所改觀,生活品質應該不斷提升才對。”馬海波所在的善各莊村拆遷後,村裡的辦事機構遷至一座名叫村民之傢的房子。
一層是一個大禮堂,禮堂正前方是一個大舞臺。“青春激情舞動鶴發童顏,滿園春色映出俏麗人生”的紅色橫幅在舞臺上分外醒目。二層是辦公室,還有一間圖書館。
“我們整整運瞭三大卡車的書。”馬海波說,“我們給村民添置瞭很多健身設備,鼓勵村民旅遊增長見識,每年給他們報銷旅遊費。他們有的一年出去玩兒三四次,去三亞、臺灣的很多。”
馬海波告訴記者,善各莊的集體資產已超過十億,在周邊鄉村算集體資產較多的。
按照北京市規劃,未來這裡將變成大型電子商業城。馬海波他們正在計劃新建一個五星級賓館。此外,利用集體資產蓋的拆遷中轉房今後將對外出租,租金也將作為集體資產。
“我們希望做好土儲項目,讓集體資產越做越大,讓村民生活越來越好。”馬海波說。
十多天前,北京地鐵15號線一期開通,崔各莊正是其中一站。
窗外天寒地凍,車廂裡卻是暖意融融。有電加熱功能的列車座椅、全程覆蓋的手財務管理系統機信號、畫面清晰的液晶電視,現代交通文明的成果匯聚於此在城市文明的浸染下,過去的農村正在脫胎換骨。
從崔各莊地鐵站東北口出來,周邊的村莊已被夷為平地,這裡曾有崔各莊鄉、孫河鄉。一輛輛挖掘機停靠在路邊,很多餐館大門緊鎖,沒來得及撤走的招牌,在寒風中搖擺。
但寂寥隻是短暫的
這裡,即將擁有鳥語花香的綠地景觀、寬闊筆直的城市道路,還將建設地標性的商業金融、文化娛樂和市政設施。
統計顯示,中國城市化水平目前為46%。過去10年,中國實現瞭年平均3.2%的城市化速度,即城市人口比例每年提高3.2%。按照國際標準,這已經是全世界最快的城市化速度。
在一些大城市,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,大量城鄉結合部及郊區縣村莊的消失速度,被轟鳴的推土機不斷刷新。以北京為例,據不完全統計,2010年,朝陽區有45個村拆遷,涉及4.67萬農民,海淀區有20個村拆遷,懷柔有3個城中村拆遷,昌平至少30個村拆遷……
在北京,曾經的窪裡鄉消失瞭,大望京村消失瞭,而城市卻越來越大……
“我還是想念村裡的那棵老槐樹,想念我們傢的小院子。”
采訪中,59歲的善各莊村民梅玉華不止一次說起這句話。她懷念多年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園生活。
故土,是所有中國人的情結。
對於離開土地的人們,該如何告別,又該如何開始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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